被看见的代价 · 低保核查的信息披露边界与机制设计 01 /

被看见的代价

低保核查的信息披露边界与机制设计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张芷珩 张心拿 胡亚楠 詹子慧 蔡铭淇 曹榕

从一个新闻事件开始

今年九月,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的成员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当地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

演唱会观众面向舞台的匿名示意

社区工作人员随后上门宣讲政策、提示风险

十一月,当地社会事务管理局证实,经核查已经依法依规取消这个家庭的低保资格。

社区工作人员在居民家门口讲解政策的示意

那笔看演唱会的钱的来历

一名自称女孩表姐的网友发帖称,女孩在读中专,全家每月领约两千元低保,她用暑假打零工攒下的钱,加上平时省下的一部分补助,凑了大约三千到五千元赴港。

帖子很快被删除,发帖人联系不上,官方也从未确认这些细节。取消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条款,同样从未公布。

假设情境:一名年轻人在暑假做零工,旁边有一个装着积蓄的信封。

低保是许多困难家庭最后的安全网

对于低保资格,民政部门依托跨部门的信息核对和动态监测来管理,方向本身无可指摘。

但是,当抽象的正确性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时,边界问题就暴露出来。

经办人员在桌前对照不同时点的家庭资料。

低保核查的边界划在哪里?

一个家庭的信息,披露到什么程度才合适?

这里的披露有两种。

被制度看见,决定待遇。
被公众看见,动摇信任。

两种看见,代价并不一样。

经办人员和邻居从不同视角看到同一家庭的部分信息

这个边界一动,两边都会有人不舒服

往信息保护这边挪

演唱会这趟行程不会被制度看见,低保照常发放。

可公众一旦知道这件事,难免嘀咕:这家真有这么困难吗?这笔低保是不是发错了人?

可低保保障的是基本生活,不是要求一个家庭永远维持某种贫困的生活方式。

往信息披露那边挪

如果行程被制度看见了,人有失去保障的风险。

可只看收入,这个家庭似乎仍然困难。

算不算高消费?

按江西省的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已纳入保障的家庭,存在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消费行为、又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就应当停止救助。

一次出境看演出,本身不等于不符合条件,但它可以成为核查的线索。算不算高消费、当事人的解释算不算正当理由,要由认定环节来回答。

边界偏向保护,钱有滥发的嫌疑。偏向披露,人有失去保障的风险。

演唱会门票、放大镜和一本打开的规程。

这笔收入能不能持续?

要解开这个权衡的矛盾,自然是再往下披露一层:钱从哪里来。

这件事里流传的说法,恰好是打零工攒下的。假如属实,还要问零工做了多久,这笔收入能不能持续。

有合同的按合同和发放记录核算,没合同的零工要靠申报、上户调查和邻里访问综合推算,需要的信息和成本相差很远。

桌上有两组收入信封,一组只有一笔,另一组有多笔间隔排列的进账。

刚才那道边界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消费信息挪到了收入来源上。

举证要求本身就是一道门槛

查得太粗,有人就能把经常性收入说成偶发收入,瞒报的空间还在。

往细里查,家庭要找出几个月的收款记录,证明这些活是零零散散接的,而许多零工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工资单。

经办人员要逐笔比对款项的来源和频率,工作量随之上升。

对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看不懂表格的家庭来说,举证要求本身就是一道门槛。

家庭翻找分散的零工收款记录,经办人员在桌对面逐笔比对

两个方向的错误还会此消彼长

个人举证的负担更重,政府的核查成本更高,牵出来的私人信息也更多。

查得太松

不该拿的人留下了。

查得太紧

该拿的人可能被挡在外面。

核查门敞开,访客可以直接通过。 核查门关闭,访客因材料不足被拦下。

精度与隐私互相挤压

制度设计者面对的似乎是一道无解的划线题。

查得越细

判断越准,隐私剩得越少。

查得越粗

隐私保住了,判断又失准。

打开多份文件,逐一细查。 只查看一张纸,其余档案保持合上。

设计者能做的,似乎只是在中间挑一个点,把边界往这边挪一点,或者往那边挪一点。

不过,先别急着接受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建立在一个默认的前提上。想得到信息,只能让人交出来。

换句话说,这里的披露是被要求的,而不是个人自发留下的。

如果人们本来就有理由留下这些信息呢?

你在购物和视频平台上搜索、浏览、比较,本来只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商品、看到感兴趣的内容。

你为自己的需要行动,恰好留下了平台用得上的信息。

平台用这些记录推测你的兴趣,调整推荐。

一个人照常使用手机浏览商品,同时留下平台可以用来调整推荐的记录

经济学里有一个更严格的概念叫激励相容

让每个人如实报告自己的情况,对他自己也是最划算的,不需要额外的强制。

在平台中,信息本来就是行为的副产品,不需要谁专门申报。

如果救助核查能用上这类信息,家庭就不必为证明自己而额外举证,经办机构也不必逐笔追查,信息的成本同时从双方身上卸了下来。

顾客照常购物,柜台留下记录这笔交易的票据。

设想一位低保对象照常使用淘宝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记录可能被用于救助核查。

一个旁观者只看他的推荐页,可能比起直接问他,更能了解他真实的消费倾向。

再推一步,假如连消费能力也能从这些记录里判断得比较准,救助机构与平台合作,就能绕过一层层追问。

一边是手机里的商品推荐,一边是当面询问消费倾向。

前面那道无解的划线题,也许根本不需要解

人们为自己生活时顺手留下的信息,本来就在那里。

放大的手机屏幕上方保留浏览过的商品缩略图,下方显示根据浏览记录出现的商品推荐。

这个设想并不遥远

国内一些高校已经根据学生刷校园卡吃饭的次数和金额,判断谁可能困难。学生不用申请,学校也不公示,悄悄把补助打进卡里。

学生照常吃饭,顺手留下记录,制度就看见了它想要的信号。只是学生未必知道自己被看着。

学生在大学食堂照常刷校园卡买饭,刷卡记录可用于识别可能需要补助的学生

这个设想成立吗?

有三组证据可以帮助判断。

三个并列的场景:电商包裹、手机通话、入户问卷。

第一组证据来自德国。

研究者分析了一家家具电商的约二十七万笔订单。

这家商家的顾客可以先收货,再在十四天之内付款。三次催款之后仍未付款,订单就被记为违约。

一位住户在门口接收家具电商寄来的包裹,账单随包裹送达。

把两类信息结合起来,预测得更准。

研究者只用设备、邮箱、进入网站的渠道、下单时间这些数字痕迹来预测违约。

安卓设备下单的违约率约为苹果设备的 1.7 倍。

深夜 0 点到凌晨 6 点下的单,违约率约为平均的 2 倍。

从比价网站等合作渠道来的顾客,违约率只有广告引流顾客的一半左右。

设备、邮箱、下单时段,都是长期形成、难以临时改写的习惯。单靠它们,判断力就与征信评分相当,把两类信息结合起来,预测得更准。

电商用它判断谁会违约,救助机构也可以设想用它找谁需要帮助。

怎么在短时间内找到最困难的人?

第二组证据来自多哥。新冠疫情期间,多哥的紧急现金救助项目 Novissi 扩大覆盖范围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研究者拿到运营商的通话记录,包括谁打给谁、打多久、发多少短信、用多少流量、在哪些基站之间移动。

研究者先电话调查了约 9,000 名用户,用资产和生活状况给「贫困」标出参照,再训练模型,用记录给用户打分排序。

多哥 Novissi 救助研究先电话调查一部分人,再从手机使用记录中识别贫困信号

漏救率

漏救率就是真正困难却拿不到救助的人所占的比例。

这类记录随日常使用不断产生,更新快、成本低,不必等下一轮普查。

与政府当时考虑按地区筛选的方案相比,这种方法估计出的漏救率相对低了 4%–21%。

工作人员在救助登记处接待前来咨询的居民。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每一笔订单、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划动,乃至划动之后停留的时间,都成了人们「自愿」留下的信息披露。

从此,再也没有资源错配,再也没有举证与披露的成本或空间,世界成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动作各自留下数据痕迹。

其实并不是这样。

一旦这些记录开始被用来做决定

就连德国那篇论文的作者也提醒过:一旦这些记录开始被用来做决定,人就会学着调整它们。

家里某个人原来点开一件昂贵商品,可能只是出于好奇。

一个人坐在桌边,出于好奇看手机里的一件商品。

这个动作可能影响全家的低保

一旦他得知这个动作可能影响全家的低保,他就多了一个理由避开它。

此后他很少点开昂贵商品,可能是兴趣变了,也可能是在躲开误判。

救助机构照过去的办法解释这些记录,就可能看错他的实际处境。

同一个人把手机放回桌上,目光仍停留在商品上。

制度怎么知道,他不点开那件东西,是因为不想要,还是因为不敢要?

左边的人转向杯子,右边的人望着手机犹豫,两人都没有点开商品。

换作你,你还会点开吗?

第三组证据从相反的方向过来。

家里有没有平板电视?

美国几位经济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做过一项全国范围的实验,让我们看到这种反应能从多小的地方开始。

印尼政府当时正在对两千五百万个家庭做入户资格调查,以确定救助对象。

研究者在全国三十四个省里随机分组,在约一半省份的问卷里加进平板电视这道题。

一位调查员拿着问卷,向居民询问家里有没有平板电视。

这道题不进任何资格计算

这道题不影响任何人的待遇,而且当时外界并不知道。

人们只是合理地猜测,入户调查里的每道题都会被用上。

一份问卷上有电视图案,另一份资格评分表独立摆放。

另一项全国性住户调查

大约半年之后,被加问过这道题的省份,自报拥有平板电视的比例低了约 1.7 个百分点。

按 2019 年修订稿的估计,自报拥有率相对低了约 16%。同期电视机的零售销量没有任何相应的变化。

一边是居民填写住户调查表,另一边是店里的平板电视。

规则一旦进入人们的预期,申报本身就带着策略。

仅仅让人觉得某条信息可能与救助有关,就能改变他们的回答。

一道从未生效的问题,就让这些省份的自报数据系统性偏低。

被问过一次的人,会猜测制度在看什么,并把猜测带进下一次回答。

一位居民填表前看看问卷,又看向旁边的电视。

那么,把规则藏起来,能不能挡住这种策略性的反应?

荷兰的反福利欺诈系统 SyRI 试过这条路。

它把税务、住址、财产和福利等行政记录合并比对,筛出风险线索。试点集中在低收入居民聚居的社区。

具体的风险指标则完全保密。把规则藏起来,本意是让人无从针对。

一位居民在桌前查看一份文件,试图了解核查如何运作。

当事人和法院也一并被挡在了外面

因为风险指标保密,当事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标记,也就难以解释、纠正和申诉。

法院要审查这套做法合不合法,同样拿不到核验风险模型所需的信息。

2020 年,海牙地区法院认定授权条款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对私人生活的保护。

政府没有上诉,SyRI 就此停用。

一名居民到窗口询问核查理由,载有判断依据的文件夹仍然合着。

这才是「藏起来不行」的真正含义

规则一旦进入人们的预期

被问过一次的人,会猜测制度在看什么,并把猜测带进下一次回答。

把规则藏起来

当事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标记,无法解释、纠正和申诉。法院也拿不到核验风险模型所需的信息。

一张问卷询问家里有没有电视,旁边的规则簿合着。 规则书已合上,当事人无法查看。

赣州低保事件的边界该画在哪里?

整个福利制度的信息披露机制该怎么设计?

我们仍不知道,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完整的答案,而「仍不知道」本身就是结论。

两个人在桌边考虑如何画出一条界线,一边是几张资料,另一边是闭合的文件夹。

我们在讨论中真正触到的,是古德哈特定律。

当一个指标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好指标。

1975 年,古德哈特在回顾英国货币政策时指出,过去看起来稳定的统计规律,一旦被拿来调控经济,规律本身就可能改变。

回到低保

制度为了看见一个家庭的困难,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

放大镜罩住街区地图上的一户人家,也罩住了它的一段日常出行路线。

把同样的逻辑放回我们自己身上

应试教育

我们学会了应对考试,把答案写成阅卷人想看的样子。

考场里,学生伏在课桌上答题,监考老师在教室里巡视。

绩效考核

我们也将学会应对指标,把力气花在会被老板看见的地方。

员工把主管容易看到的工作材料摆在桌上,桌下还有未被看到的工作。

人情优先于规则

我们会学会经营关系,让重要的人看见自己。

两个人坐在桌旁喝茶交谈。

法治与规则

我们又会学会钻研规则,好避开那些审视的目光。

一个人翻看规则手册,对照桌上的表格。

但我也相信,未来会更好。

虽然我们被看见的方式,总是充满失真与过拟合,让我们为被看见付出了太多代价,但我们也看见了失真的来源,看见了「看见」本身。

看见,意味着我们不必把别人的指标当作自己的全部真相。也意味着,将来轮到我们制定规则的时候,会记得今天看见的这一切。

几个人围坐在桌边,一起讨论、书写规则。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