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信息保护这边挪
演唱会这趟行程不会被制度看见,低保照常发放。
可公众一旦知道这件事,难免嘀咕:这家真有这么困难吗?这笔低保是不是发错了人?
可低保保障的是基本生活,不是要求一个家庭永远维持某种贫困的生活方式。
低保核查的信息披露边界与机制设计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张芷珩 张心拿 胡亚楠 詹子慧 蔡铭淇 曹榕
今年九月,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的成员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当地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
十一月,当地社会事务管理局证实,经核查已经依法依规取消这个家庭的低保资格。
一名自称女孩表姐的网友发帖称,女孩在读中专,全家每月领约两千元低保,她用暑假打零工攒下的钱,加上平时省下的一部分补助,凑了大约三千到五千元赴港。
帖子很快被删除,发帖人联系不上,官方也从未确认这些细节。取消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条款,同样从未公布。
对于低保资格,民政部门依托跨部门的信息核对和动态监测来管理,方向本身无可指摘。
但是,当抽象的正确性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时,边界问题就暴露出来。
一个家庭的信息,披露到什么程度才合适?
这里的披露有两种。
被制度看见,决定待遇。
被公众看见,动摇信任。
两种看见,代价并不一样。
演唱会这趟行程不会被制度看见,低保照常发放。
可公众一旦知道这件事,难免嘀咕:这家真有这么困难吗?这笔低保是不是发错了人?
可低保保障的是基本生活,不是要求一个家庭永远维持某种贫困的生活方式。
如果行程被制度看见了,人有失去保障的风险。
可只看收入,这个家庭似乎仍然困难。
按江西省的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已纳入保障的家庭,存在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消费行为、又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就应当停止救助。
一次出境看演出,本身不等于不符合条件,但它可以成为核查的线索。算不算高消费、当事人的解释算不算正当理由,要由认定环节来回答。
边界偏向保护,钱有滥发的嫌疑。偏向披露,人有失去保障的风险。
要解开这个权衡的矛盾,自然是再往下披露一层:钱从哪里来。
这件事里流传的说法,恰好是打零工攒下的。假如属实,还要问零工做了多久,这笔收入能不能持续。
有合同的按合同和发放记录核算,没合同的零工要靠申报、上户调查和邻里访问综合推算,需要的信息和成本相差很远。
刚才那道边界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消费信息挪到了收入来源上。
查得太粗,有人就能把经常性收入说成偶发收入,瞒报的空间还在。
往细里查,家庭要找出几个月的收款记录,证明这些活是零零散散接的,而许多零工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工资单。
经办人员要逐笔比对款项的来源和频率,工作量随之上升。
对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看不懂表格的家庭来说,举证要求本身就是一道门槛。
个人举证的负担更重,政府的核查成本更高,牵出来的私人信息也更多。
不该拿的人留下了。
该拿的人可能被挡在外面。
制度设计者面对的似乎是一道无解的划线题。
判断越准,隐私剩得越少。
隐私保住了,判断又失准。
设计者能做的,似乎只是在中间挑一个点,把边界往这边挪一点,或者往那边挪一点。
这个结论建立在一个默认的前提上。想得到信息,只能让人交出来。
换句话说,这里的披露是被要求的,而不是个人自发留下的。
你在购物和视频平台上搜索、浏览、比较,本来只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商品、看到感兴趣的内容。
你为自己的需要行动,恰好留下了平台用得上的信息。
平台用这些记录推测你的兴趣,调整推荐。
让每个人如实报告自己的情况,对他自己也是最划算的,不需要额外的强制。
在平台中,信息本来就是行为的副产品,不需要谁专门申报。
如果救助核查能用上这类信息,家庭就不必为证明自己而额外举证,经办机构也不必逐笔追查,信息的成本同时从双方身上卸了下来。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记录可能被用于救助核查。
一个旁观者只看他的推荐页,可能比起直接问他,更能了解他真实的消费倾向。
再推一步,假如连消费能力也能从这些记录里判断得比较准,救助机构与平台合作,就能绕过一层层追问。
人们为自己生活时顺手留下的信息,本来就在那里。
国内一些高校已经根据学生刷校园卡吃饭的次数和金额,判断谁可能困难。学生不用申请,学校也不公示,悄悄把补助打进卡里。
学生照常吃饭,顺手留下记录,制度就看见了它想要的信号。只是学生未必知道自己被看着。
有三组证据可以帮助判断。
研究者分析了一家家具电商的约二十七万笔订单。
这家商家的顾客可以先收货,再在十四天之内付款。三次催款之后仍未付款,订单就被记为违约。
研究者只用设备、邮箱、进入网站的渠道、下单时间这些数字痕迹来预测违约。
安卓设备下单的违约率约为苹果设备的 1.7 倍。
深夜 0 点到凌晨 6 点下的单,违约率约为平均的 2 倍。
从比价网站等合作渠道来的顾客,违约率只有广告引流顾客的一半左右。
设备、邮箱、下单时段,都是长期形成、难以临时改写的习惯。单靠它们,判断力就与征信评分相当,把两类信息结合起来,预测得更准。
电商用它判断谁会违约,救助机构也可以设想用它找谁需要帮助。
第二组证据来自多哥。新冠疫情期间,多哥的紧急现金救助项目 Novissi 扩大覆盖范围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研究者拿到运营商的通话记录,包括谁打给谁、打多久、发多少短信、用多少流量、在哪些基站之间移动。
研究者先电话调查了约 9,000 名用户,用资产和生活状况给「贫困」标出参照,再训练模型,用记录给用户打分排序。
漏救率就是真正困难却拿不到救助的人所占的比例。
这类记录随日常使用不断产生,更新快、成本低,不必等下一轮普查。
与政府当时考虑按地区筛选的方案相比,这种方法估计出的漏救率相对低了 4%–21%。
每一笔订单、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划动,乃至划动之后停留的时间,都成了人们「自愿」留下的信息披露。
从此,再也没有资源错配,再也没有举证与披露的成本或空间,世界成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就连德国那篇论文的作者也提醒过:一旦这些记录开始被用来做决定,人就会学着调整它们。
家里某个人原来点开一件昂贵商品,可能只是出于好奇。
一旦他得知这个动作可能影响全家的低保,他就多了一个理由避开它。
此后他很少点开昂贵商品,可能是兴趣变了,也可能是在躲开误判。
救助机构照过去的办法解释这些记录,就可能看错他的实际处境。
换作你,你还会点开吗?
第三组证据从相反的方向过来。
美国几位经济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做过一项全国范围的实验,让我们看到这种反应能从多小的地方开始。
印尼政府当时正在对两千五百万个家庭做入户资格调查,以确定救助对象。
研究者在全国三十四个省里随机分组,在约一半省份的问卷里加进平板电视这道题。
这道题不影响任何人的待遇,而且当时外界并不知道。
人们只是合理地猜测,入户调查里的每道题都会被用上。
大约半年之后,被加问过这道题的省份,自报拥有平板电视的比例低了约 1.7 个百分点。
按 2019 年修订稿的估计,自报拥有率相对低了约 16%。同期电视机的零售销量没有任何相应的变化。
仅仅让人觉得某条信息可能与救助有关,就能改变他们的回答。
一道从未生效的问题,就让这些省份的自报数据系统性偏低。
被问过一次的人,会猜测制度在看什么,并把猜测带进下一次回答。
荷兰的反福利欺诈系统 SyRI 试过这条路。
它把税务、住址、财产和福利等行政记录合并比对,筛出风险线索。试点集中在低收入居民聚居的社区。
具体的风险指标则完全保密。把规则藏起来,本意是让人无从针对。
因为风险指标保密,当事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标记,也就难以解释、纠正和申诉。
法院要审查这套做法合不合法,同样拿不到核验风险模型所需的信息。
2020 年,海牙地区法院认定授权条款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对私人生活的保护。
政府没有上诉,SyRI 就此停用。
被问过一次的人,会猜测制度在看什么,并把猜测带进下一次回答。
当事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标记,无法解释、纠正和申诉。法院也拿不到核验风险模型所需的信息。
整个福利制度的信息披露机制该怎么设计?
我们仍不知道,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完整的答案,而「仍不知道」本身就是结论。
我们在讨论中真正触到的,是古德哈特定律。
1975 年,古德哈特在回顾英国货币政策时指出,过去看起来稳定的统计规律,一旦被拿来调控经济,规律本身就可能改变。
回到低保
我们学会了应对考试,把答案写成阅卷人想看的样子。
我们也将学会应对指标,把力气花在会被老板看见的地方。
我们会学会经营关系,让重要的人看见自己。
我们又会学会钻研规则,好避开那些审视的目光。
虽然我们被看见的方式,总是充满失真与过拟合,让我们为被看见付出了太多代价,但我们也看见了失真的来源,看见了「看见」本身。
看见,意味着我们不必把别人的指标当作自己的全部真相。也意味着,将来轮到我们制定规则的时候,会记得今天看见的这一切。